根据我的印象，冯海宁先生大概是一个中低水平的媒体评论人。他的文章文笔在常人看来是活泼，在我看来是没有章法；他的观点和举证看似有理，其实一点儿也经不起概念和逻辑的正式推敲。

    这样一个低水平的人，却和“快刀手”上海某女士一起，都成了《新京报》编辑约请的常客。这就决定了《新京报》低水平文章不断出笼的事实。

    时寒冰不愤冯海宁的观点，写了长篇文章对其予以逐句驳斥。当然，每一段都可以把海宁先生驳得抬不起头。可怜的海宁先生心中不服，还在自己博客上展示“劣迹”，被广大的网友在他的地盘骂了个痛快。当然，海宁先生事后也很痛快。

    海宁先生为什么如此反感“取消开发商”，是有其个人恩怨的，我清楚其中的前因后果的。

    2006年4月19日，我在《工人日报》专访中提出了“取消开发商”的建议，新浪房产栏目认为很有价值，请我放在博客上，由他们放置新浪首页推广。这篇在新浪网风靡一时的博文《我为什么呼吁取消开发商？》（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305cc010003lj.html）一文中，我特意加了一个“作者按”，其中就有如下一段：

    冯海宁的一篇火爆博客文章《有多少人想干掉开发商》，最后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开发商，我们住哪？”这是一句被几乎所有中国人接受了的最无知的话！这句话也反映了诸多大众甚至精英们被现象蒙蔽的现状。

    我当时所以要引用冯海宁的博客，就是要告诉大家，即使像冯海宁这样精明的时评人，仍然被开发商上体制蒙骗很深，何况是一般的老百姓呢？

    两年多过去了，老百姓普遍接受了“取消开发商”观点，开发商在千夫所指的环境下，成了人人痛骂的过街老鼠。不过，曾经被我当作反面教材的海宁先生，不甘心就此罢休，总要在自己的文章中写上一两句风凉话。不过，这次他犯在了时寒冰的手上，成为公众笑料，连原来的面子也保不住了。

    正所谓：心怀仇意常思报，偷鸡不成反蚀米。

    希望世人能以海宁先生为诫，知错就改，胸怀坦荡，多为老百姓说话，成为一个人民大众的贴心人。

    之所以担心留下毕生遗憾，是看到曾在社科院工作的著名学者何新先生，有一篇《我曾试图阻止私有化和下岗运动》的谈话，读后令人掩卷长叹。在谈话中，对于自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写给中央领导人的报告不被采纳，何新先生也充满了无限的惆怅。我呢，由于缺乏深湛的修养，很难做到像何新先生那样在愤怒之中平心静气。所以，我不想10年后写这样无奈的回忆录，我现在就希望时空转换到10年以后，站在世界东方这片废墟之上，发出《我曾试图阻遏开发商介入汶川灾后重建》的感言，以为后人见证历史。

    昨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对话》播出了《买不买房》节目，我很惊讶他们的领导，在房市明显逆转的时侯，还敢播出这集主题旨忽悠全国人民继续买房的烂片。虽然，我在节目中也露面了，但我绝对是引以为耻的，我是绝对不会看这期烂片的。有朋友电话告诉我说他们看到了，说上面有我的出镜和发言。我惟一想到的是，《对话》栏目的主编尹韬先生，在被我电话骂得恼羞成怒之后，还让全国观众看到我的发言、节目中愤怒的脸庞，以及后期忍无可忍退场之后留在前排的空椅——看来尹韬先生真像他说的那样，还是有些雅量的。

    另外，今天的《人民日报》第15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灾后住房重建七道题》的文章，其中第四个问题谈到了我提出的不能引入开发商的问题，摘抄如下：

    该不该引入开发商？

　　■鼓励引入市场机制

　　■将开发行为纳入统一规划与监管 

　　灾后重建，市场因素必不可少，《条例》也明确鼓励在灾后重建中引入市场机制。面对覆盖范围广、规模庞大的住房重建工作，引入房地产开发商这一“市场因素”参与重建，似乎天经地义。有不少开发商表示愿意参与灾后重建，部分企业甚至已经行动起来。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对此表示担心，他认为，开发商的参与增加了房屋建设的中间环节，会推高建房的成本，使灾后重建变成一场开发商逐利的竞赛。政府可以无偿划拨土地，规定容积率，然后通过招标方式直接引入建筑材料供应商以及建筑企业进行建设，绕过开发商这一“中间人”。

　　石楠则认为，灾后住房重建规模大，专业性、技术性很强，不应该也不可能排除开发商。“术业有专攻”，从规划、设计、建设，到后期物业管理，开发商具有整套成熟的经验。引入开发商，既能通过规模生产有效控制成本、加快重建进程，又能为灾区的中小城市带来许多成熟的技术手段和经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建成的今天，如此大规模的重建没有开发商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为了确保重建资金的有效使用，确保灾区群众的利益，应当将开发行为纳入政府的统一规划和严格监管之中。

    摘录这段话的目的，就是是为了见证历史，证明我的言论和建议，已经通过中国最重要的媒体发布过了。善于学习、读报、上网的中央领导人们，肯定已经有人看到过了，只是不能确定这些信息能不能留在他们的脑里。如果将来中国成为废墟，他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遭到人民最严厉的审判；而我，将在经受历史考验的基础上，为新中国的重建，提出更多、更新的建议——这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2008年6月19日

    ●“效仿”电信业,五大电力集团迎人事变动高潮

    ●分析指与行业亏损、解决煤电矛盾无关,或为央企整合铺路

    在电信高管调整尘埃落定之后，中国五大电力集团也迎来了人事变动的高潮，华能集团、华电集团、国电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的总经理、党委书记均发生变动，此次调整也改变了电力集团由一人身兼总经理、党委书记的惯例。由于本次变动处于煤炭供不应求、价格高涨，电力面临政策性亏损的背景之下，也给业界带来颇多联想。

　　煤企高管空降电力

　　中组部日前正式宣布几大电力公司高层任命：原华电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曹培玺调任华能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接替调任山西省副省长的李小鹏；原华能党组副书记黄永达升任党组书记，并继续兼任副总经理。

　　华能的人事变动引发了连锁反应，中国国电集团党组书记、副总经理李庆奎将调任华电担任党组书记；中国神华集团副董事长、党组副书记云公民将调任华电总经理；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乔保平将调任国电集团担任党组书记。

　　2002年电力改革启动，原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为华能、国电、大唐、华电、中电投五大电力集团以及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大电网公司，奠定了电力市场基本竞争格局。

　　据悉，这一轮电力人事调整始于去年5月，中电投总经理、党组书记王炳华被调往刚挂牌成立的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任董事长、党组书记，原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陆启洲接任中电投总经理、党组书记。2008年4月，国电集团原总经理、党组书记周大兵退休，朱永芃接任国电总经理，李庆奎任国电党组书记。

　　至此，中国五大发电集团迎来了2002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也是罕有的大规模人才交流。仅有中国大唐集团人事未动，但中国大唐集团总经理、党组书记翟若愚即将退休。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调整大部分是五大电力集团内部的领导“轮换”。值得注意的是，此轮人事调动中在电力集团分设总经理和党组书记，这将有利于国企领导之间的互相监督和制约。

　　与解决煤电矛盾无关？

　　央企之间调换高管，国内历来有这样的“传统”。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还涉及电力与非电力间调换。今年以来煤炭供应紧张价格高涨，电力企业面临亏损压力，而此次调整的突出特点即煤炭企业高管空降电力企业，李小鹏又是前往山西煤炭大省，都令业界对此有了更多猜想。

　　此次变动涉及到的电力企业均表示，这是例行工作变动。有证券分析人士表示，煤炭企业老总执掌电力并不能使得电企的压力得以缓解，目前的问题并非单个高层能够决定和改变。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表示，由李小鹏赴任山西后引发的一系列电力高层变动应该不是为了解决目前电煤供应包括企业经营压力等问题。他认为目前限产小煤矿、煤炭产量下降，尽管煤企尽力扩大产量，煤炭仍供不应求价格高涨。而因为电的特殊地位，电企不得不面临政策性的亏损压力，这种压力是全行业的，而不是由经营产生，也不可能依靠高管轮换解决。

　　能源问题专家、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也告诉记者，此次调整其更倾向于看作国有企业的“例行”调整，“至今还看不出特别意义”。他认为国有企业不同于民企，内部有完善机制，高管轮换不会产生很大影响，可能新领导到位会给出一些新想法，但是鲜有质的变化。此外其表示，有一种可能是，流传五家电力企业可能进行整合，但具体如何操作还没有清晰概念，“国资委已明确提出未来央企整合要从150家减至100家，从电企来讲，中国发电量在世界排第二位，五大电力集团与三大电力集团并无本质变化。”

　　曹建海同时认为，对于李小鹏调任山西副省长也不能做过多关于煤电协调的联想，因为李的经验和能力适合去能源大省山西工作，而其工作重点也必然在山西而非煤电这个行业。“应该说是这次调整恰逢电煤价高企，电企压力巨大的时间点，所以容易引发这方面的联想。”

　　韩晓平对此也认为，煤电矛盾从根本上来看还是改革滞后，煤电内部沟通机制并未建立。“李小鹏前往山西有可能是希望加强对于煤炭资源的管理，山西既是煤炭大省，也是交通枢纽，对于煤炭市场的影响举足轻重，不过这个还要看实际运作情况。”同时，他认为央企例行的高管调整是必要的，“这些企业既有权力，又有资源，这种调整有利于避免高管‘做大’，便于监管部门管理。”

　　■旁边报道

　　高管轮换利弊兼备

　　事实上，“高管轮换”在央企中并不新鲜。2004年11月，四大运营商高管互换，而在新一轮电信重组中，各大运营商高层再次大轮换。副总经理级别以上“互换”不下十人。

　　曹建海表示，电力、煤炭等垄断性行业的央企由国资委等管理，和非垄断性行业中的企业不同，这些企业领导由中组部等国家相关部门管理，其调动一定意义上和一些事业单位类似。“他们之前的轮换调整可以加强监督，避免长期在一个岗位进而形成利益链条，而且这样的轮换也没有技术上的障碍。”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既是企业高管，也是国家和党的干部。互换可加强管理层流动性，在行业里更熟悉工作。”国资委人士表示，高管对调有很多原因，可防止滋生腐败或裙带关系；抑制恶性竞争；也有利于加强政府对央企的监管。

　　本月早些时候，工行原监事长王为强因年龄原因退休，由建行原副行长赵林接任；有消息称，工行董秘、战略管理部总经理潘功胜也即将调任农行副行长。国有银行系统的换班也处在“进行时”。

　　有分析认为，央企高管轮换实际上和地方政府执政轮换基本思路相似，主要是为了防腐倡廉，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结党营私、贪污腐败。不过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这些高层显然掌握了大量商业机密，虽然都作出承诺不泄露商业秘密，但履新后其所知信息很难不被泄露、研究和利用。企业之间的竞争可能成为一场彼此没有秘密的较量。”有分析人士更指出，如果企业高管的轮换过于频繁，主观上会使企业高管难以形成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思想，客观上会削弱企业高管的正确决策能力。另外，对上市公司来说，政府直接动用干预之手对重要人事予以互调，对投资者的判断会产生很大影响。

　　本报记者 王海艳 汪小星

	周五晚的讲座公告
	《中国房市、股市会不会同时崩盘？》 —解读当前中国房市与股市的发展趋势 时间：6月20日（周五） 19：30 地点：知钱俱乐部 （东四环大郊亭华腾新天地大厦三层） http://www.zhiqianclub.com/lianxius.htm 演讲人：曹建海 活动咨询电话：010-85868788 问路咨询电话：010-87952865

　　编者按：5月27日，中共东莞市委召开党代表会议，评议表决《东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报告》（讨论稿）（下称“《报告》”）。《报告》提出，要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通过推进三高一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序退出，从根本上减少企业用工数，带动低素质劳动人口向外转移。东莞通过提高房租的方式能把“新莞人”撵走吗？这种方式是否公平？到底谁才是“低素质”？和讯网对有关专家进行了访谈。
　　嘉宾： 
　　曹建海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
　　周民良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提高房租是可笑且不现实的
　　和讯网：东莞拟通过提高房租的方式把所谓的“低素质”劳动人口向外转移是否可行？
　　曹建海：东莞是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工业工人基本上是一部分住在工厂，一部分住在农村的居住屋里面。像东莞市这个房屋是一般不会住的，他现在要提高市里房屋租住成本，这个对东莞的第三产业会构成影响，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多数都在这儿租住的。对产业工人影响不大。它的第三产业比如餐饮、娱乐业也是很发达的，这些行业相对收入高一些，餐饮行业员工恐怕也是包住的方式，主要是租住户。还有一批可能完全是灰色产业的人，这些人有的从事一些违法诈骗的，没有正式工作，但是他在那儿租住，估计这样的人可能是咱们最应该驱逐的。
　　周民良：这个做法有点可笑，房租不应该是政府能决定的，它是个比较市场化的东西，不是政府的行政命令就能够提高的。
　　另外，东莞的这些工人，他们为东莞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奉献了他们的青春，而东莞政府试图通过这样的一纸行政命令就把他们撵出东莞，这十分不公平。
　　和讯网：《报告》里提到要加大与周边城市合作，打造更大的经济圈，把人口向大经济圈疏散，通过区域合作减少人口压力，鼓励企业工人到东莞的市外产业转移园就业，这如何理解？
　　曹建海：产业工人是有工厂才能就业，工厂没有招工就不行，这个鼓励的话都是空话，只有有了工厂工人才会去，否则如何转移？

　　政府在滥用公权
　　和讯网：东莞的常住人口现在是大概200万，但是总人口有1200万，大概有1000万人是外地人。可能1000万人给当地治安、医疗等都带来一些社会问题。但是通过这种提高房租的方式来改变目前这种现状的话是否合理？
　　曹建海：房租有他固有的比例水平，提高房租只能让租户更加挤在一起，居住条件就更加恶化。原来我是一个人两个人租一间，你提高房租我四个人租一间，你一样赶不走。政府还不如提高对个人的资质审查，租户有企业有合同，有正式工作，我允许你在这儿住。如果没有正式工作的，在这儿属于闲人一类的，或者你不敢说你干什么的，这样的人就是不给你租住的权力，通过这种方式提高门槛，可以把一些影响社会治安的人清理出去。提高房租只不过把这个财产从租户跑到房主手上了，这是破坏市场，租赁市场还是非常分散的一个市场，如果人为去这样，对那些从事非法行业的人根本赶不走，反过来有的农民工工资刚刚够条件租个好一点的房子，政府这么做会迫使这些人重新回到工棚里，重新回到企业给提供的拥挤的宿舍里面了。
　　房租它是完全市场化，租赁房屋的方式一般不容易发生囤积，属于比较纯粹的即时消费市场。在这个没有炒作性中间机构大量介入的市场，通过市场的调节应该是很好的。政府的这种干预是无效的，应该是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房租提高之后大家居住条件更加恶化了，而大量房屋房子都闲置出来了。
　　和讯网：是公权的滥用吗？
　　曹建海：对，这是政府乱干预，不懂方法，没有技术乱干预，缺乏技术含量。

　　说外来务工人员是“低素质劳动力”是一种人格歧视
　　和讯网：东莞这些年的成就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贡献，而这次东莞政府把外来务工人员称作“低素质劳动力”，这个词是否恰当？
　　曹建海：非常带有歧视性的词，这不应该是从政府官员的嘴里说出来的，更不应该写在政府文件当中。什么叫高素质？什么叫低素质？体力劳动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体力劳动就是低素质？脑力劳动就是高素质的？这是一种人格歧视！因为劳动者都是平等的，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对劳动都非常尊重，对劳动者也是非常尊重，这样的文件漏洞百出，所以只好让人拿出来给批一批。
　　东莞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为东莞的财政提供了很大的贡献，现在政府反过来说他们是“低素质”，这很不可思议。
　　周民良：我认为这些政府的官员才是低素质的管理者。任何社会劳动都有分工，有些产业并不需要劳动者具备非常高的学历之类的，只需要经过一定的培训就可以工作，就可以满足企业的最低需求，而恰恰是这样的劳动者被当地政府贬低为“低素质劳动力”，这对劳动者是十分不尊重的。
“三来一补”产业模式需要升级
　　和讯网：如果从产业结构来看，《报告》里实际上也提到东莞发展关于它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那么您觉得现在东莞整个产业结构有什么问题吗？
　　曹建海：东莞的工厂比较密集，服务业相应的发展起来了，就是层次比较低，工人量特别大，劳动密集型的，工人挣不了几个钱，工人数量特别大，这就注定了它档次特别低。
　　和讯网：东莞现在“三来一补”的企业大概有一两千家。
　　曹建海：“三来一补”这种企业都没有前景，好多企业都缺乏前景，像这种低层次的加工贸易、“三来一补”，随着中国环境保护，劳动工资条件的根本变化，外部因素包括美国经济、欧洲经济衰退，或者不衰退而是增长减缓，都会导致加工贸易产品的市场前景都越来越不好了。就是说，这些企业本来就是没有前景的，因为他们属于过底层次的制造，未来可能这个地方如果不升级，基本上只有死路一条。如果坚持不升级，这些企业也要垮掉一批，所以未来可能好多工人实际上就会流出。这属于自动为流出，工厂没有机会了自动绘流出，升级的话也会流出一部分。
　　因为本来就是流动人口。你这个地方加强流动人口管理，那可能就要做很细致的工作，这个人到底在那个工厂，工厂就业单位签订一个治安责任状，没有正式单位完完全全是盲流，就可以采取登记严格观察，甚至劝他走。另外像流动人口换这方面还确实应该加强，甚至都要登记的，公安部门都应该备案的，但是不能借此牟利，办个什么证都要给多少钱，应该是基于包括流动人口在内常住人口跟流动人口服务的一个理念。
　　政府应该做一个不牟利的管理者，你本身就是为社会服务的，现在好多是借这个证发大财这是非常糟糕的，如果这方面加强人口管理，基于治安的要求政府对每个人进行登记，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可以理直气壮的去做。现在关键都是借机发财，所以它的就要理不直气不壮了。也应该教育公安部门应该基于公共公心来理直气壮做一些细致性的工作，对每一个流动性人员进行登记管理，甚至进行适当的监督，另外跟雇佣单位建立一个责任关心，建立一个合同关心，这样的话我相信这个管理会逐步的，人多也不怕，人越多这个地方越发达，但是未来的趋势肯定是好多企业没有前景的，如果不升级很多阶级都会倒闭，这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应该加强对业主的检测，由工商、税务、公安共同的监督它们，防止他们逃跑，引起社会问题作为政府应该承担，他跑了政府就要赔所有的工资，另外解决他们疏散、安置这些一系列的问题。

　　政府应引入高新技术产业
　　和讯网：产业升级的问题也是整个珠三角面临共同的问题，如何实现产业升级？
　　曹建海：这个升级恐怕还是以企业为主的，因为它市场不好自动逼迫它升级。政府可能在招商引资方面应该构建产业链，加强引导，有意识的引入一些真正是高技术类，真正在装备制造业或者产业关联性非常强的产业。
　　现在我们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有附加值，大部分企业都是倒卖原料，倒卖工人，通过压榨工人，从排放污染里面获得一定的利润，这样的产业注定都属于贸易型产业，贸易型倒卖型没有任何前景，不创造社会价值，污染环境、浪费资源、坑害工人，甚至偷税漏税，坑蒙拐骗，这样的企业是占比重太大了。这种企业是不创造财富也没有钱挣，东莞原来劳动密集型，未来劳动密集型应该转型，应该使用大量具有熟练工人为主的，他们的工资在成本当中占有大部分比重的。我们现在这个劳动密集型是工资在这个成本中占的比例极低，几乎都是可以忽略的，这都属于“血汗工厂”，像张茵的企业属于“血汗工厂”，这是没有前景这样的企业，“血汗工厂”的标志就是工资在总成本占的比重偏低。
　　周民良：广东可以说是“三来一补”企业十分密集的大省，这种产业模式十分需要转型，如何转型呢？必须从现在的“三来一补”模式向技术型，或者资本密集型方向转变，但这个过程是需要市场来逐步实现的，而不是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来对市场进行强制干预，东莞出台的这个报告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了它是一个歧视性的政府文件。

　　提高最低工资可实现人口自然转移
　　和讯网：如果要真正解决东莞的人口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提高东莞最低工资的方法来实现产业自然升级，从而实现人口的自然转移？
　　曹建海：是的，应该采取这个方式。为什么这个不做呢？比如说最低工资定到2000元，许多靠压迫工人的血汗工厂就会破产，就会裁减工人。当然工人离开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在家乡和其他地区如长三角地区，他们有的是工作机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这样许多工人在东莞这里其实也就没有机会了。提高最低工资造成的后果，一个是企业利润普遍会减少，如果是暴利企业他会转让一部分利润，另外一些企业它可能会生存不下去，也会提高它整个产业升级。企业用高工资的工人，他做的产品肯定是有价值，附加值比较高的，否则他就不干了。这种方式可能更符合一种市场经济的手段。
　　必须严格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只要通过保护工人的利益反过来才能解决东莞人口过渡密集的问题。
　　周民良：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对广东特别适用，可以说，珠三角地区适当的提高最低工资，对劳动者也是一种补偿，因为珠三角地区的工人长期出于低工资的水平，而近年来这些劳动者的各种消费成本在逐渐上升，而工资却没有多大的提高，提高最低工资可以补偿珠三角的工人，也有利东莞这样的地方实现产业升级，推动人口的自然转移。(作者：谢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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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我有两次公开演讲活动，欢迎广大朋友参加:(1)6月18日（周三）晚上19：00第三极通识讲座（第90期），演讲主题是《国家经济安全与金融危机》，与我在北京大学演讲内容基本相同。详细地址：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6号第三极大厦8层会议中心（北京北四环海淀桥东50米路南）；(2)6月20日（周五）19：30知钱俱乐部讲座，网络链接：http://www.zhiqianclub.com/lianxius.htm 演讲题目是《中国房市、股市会不会同时崩盘——解读当前中国房市与股市的发展趋势》，有许多近期研究的经济观点将率先与到场的听众分享。 地点：知钱俱乐部 （东四环大郊亭华腾新天地大厦三层）。非俱乐部会员参加需购买门票，演讲结束后可与5位听众夜宴交流，欢迎广大网友到场支持。活动咨询电话：010-85868788；问路咨询电话：010-87952865

    一、6月18日（周三）晚上19：00第三极通识讲座（第90期），演讲主题是《国家经济安全与金融危机》，与我在北京大学演讲内容基本相同。详细地址：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6号第三极大厦8层会议中心（北京北四环海淀桥东50米路南）。

    二、6月20日（周五）19：30知钱俱乐部讲座http://www.zhiqianclub.com/lianxius.htm 
    演讲题目是《中国房市、股市会不会同时崩盘——解读当前中国房市与股市的发展趋势》，有许多近期研究的经济观点将率先与到场的听众分享。
    地点：知钱俱乐部 （东四环大郊亭华腾新天地大厦三层）。非俱乐部会员参加需购买门票，演讲结束后可与5位听众夜宴交流，欢迎广大网友到场支持。活动咨询电话：010-85868788；问路咨询电话：010-87952865。